杀死我爸爸和妈妈的人就住在隔壁

杀死我爸爸和妈妈的人就住在隔壁

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人,很难不为其中展现出的人类极致的残忍与伟大所震撼。到处搜寻犹太人,执行种族灭绝任务的纳粹,与“凡救人一命,即救全世界!”的商人辛德勒形成了截然的对比。

今时今日,回顾人类历史,种族之间的屠杀其实并不罕见。1994年,在非洲中部腹地的国家卢旺达发生了一场由胡图族军方发起的、针对他们污蔑为“蟑螂”的图西族的大屠杀。诞生于这段历史之下的电影《卢旺达饭店》,就表现了酒店经理保罗如何在杀戮开始之后,四处奔走拯救无辜者的生命。

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如保罗这样的仁义之士们为了拯救更多无辜的生命而奔走。在现实中,这场种族灭绝的真相却比想象中血腥、残酷。尤其是,当那些救人的人一个一个地收容着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时,屠杀者却率先将屠刀挥向了自己的邻居、朋友、同事。

在一些当事人的口述中,可以窥见这场残酷屠杀之中,杀人者是出于怎样的幽微心理而去屠戮自己的熟人,以及他们真正的感受为何——

对于邻居或是一个让你觉得熟悉和怜悯的人,你不杀他是有可能的,但挽救他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商量好如何逃避,可以决定使诈。但对于那个人来说毫无用处。比如,一个人遇到了曾经常一起愉快喝酒的熟人,他转身离去了。但会有另一个人随之而来,处理这个局面。反正在我们小团体中,这种事情从没发生过。

杀陌生人比杀熟人要好很多,因为熟人在遭受击打之前,他异常激烈的目光会刺穿你。而陌生人的目光对你的思想和记忆则没有这么强的穿透力。

一方面,执行屠杀命令的人,并不能因为对方是朋友而不去杀他,因为总会有其他人执行命令;另一方面,杀戮会改变一个人的情感,种族间的冲突会使得人们忘记现实中和周围人的连结——

我们知道,自己的图西族邻居没有什么错,但我们觉得,我们一直以来的麻烦,就是整个图西族的错。我们不再把他们看作一个一个的人,很快就不再想他们曾经是谁,甚至包括我们的同事。和我们共同的经历相比,他们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大到超越了邻里之间对事物的看法。那时,我们就是这样思考并杀掉他们的。

长官反复强调:“要杀掉所有人,除了胡图族男人合法拥有的图西族女人,当然这些男人要在屠杀当中表现突出才行。”所以有一些图西人,比如让—巴蒂斯特的妻子,在邻居都知道她身份的情况下得以活命。相反,胡图族女人的图西族丈夫是要优先被杀掉的,如果妻子有异议,那么就把妻子连同孩子一起都杀掉。

大屠杀之后的几年,卢旺达政府奉行“和解政策”,于是幸存者又和屠杀者生活在一起,比邻而居。然而,这件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人们心中淡化吗?“没有任何宽恕能风干所有流淌的鲜血。”对于幸存者来说,宽恕与和解在惨痛的记忆面前是难以想象的。

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我还给他送过一头牛。他是个富裕的商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乐于助人、真诚友好。曾经,他请我给他儿子补习,帮他通过全国性考试。于是我就去教课了,在他家里很自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他和他的妻子也会邀请我们夫妻俩一起吃饭、喝酒、品尝点心。

发生大屠杀的时候,我自然就想到了他。我找人去请求他藏起我的孩子。他没有出来开门,只是让他的仆人来回话说,没有人能进他家的院子,他的家里也不再残存一丝丝友谊的记忆。

这些日子,我陪同你去监狱的时候,见过他几次。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拥抱问候。他像以前一样亲切,他对我说:“伊诺桑,对我来说你就像弟弟一样。你活了下来,我很高兴。但如果历史重演,我还是会做出一样的事情。命运如此,我别无选择。”

卢旺达是著名的千丘之国,更是一片广阔的村庄。五分之四的卢旺达家庭住在乡下,十分之九的人或多或少靠种地获得收入。城市里的医生、老师和商人也都在老家的山上有一块地,或是业余时间自己耕种,或是委托给亲戚打理。就连覆盖了广阔区域的基加利,也更像是山岗和大片平地连接起来的一片小村庄,而不是一座首都城市。

大屠杀之后,很多外国人都想了解,既然卢旺达的两大种族讲完全相同的语言,也居住在一起,而且并不总是能通过生理特征区分出来,那如此众多的胡图杀手是如何在屠杀的混乱之中辨认出图西族受害者的呢?

答案很简单:杀手们不需要辨认受害者,因为他们本来就认识。在村子里,所有人和事都不是秘密。

以下的概括可能会冒犯研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学家,但请允许我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大屠杀有四个阶段,特别是劳尔·希尔贝格(Raul Hilberg)在他的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of the European Jews )中也这样说。首先是侮辱和剥夺的权利,然后是指认和标记(臂章、大卫星、墙上的图案),接下来是驱逐和集中营关押,最后,通过在犹太人隔离区制造饥荒、在德军占领区射杀、在六座专门的集中营中释放毒气,来实现完全的种族灭绝。

这些阶段并非一个接一个次第发生,而是通过持续的压制重叠交织在一起:除了屠杀,还有掠夺和征用财产,后者对于获得决定性人口的支持至关重要。

虽然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德语、法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或荷兰语社会,但在发生大屠杀的国家中,上述四个阶段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果。

城市社会有城市社会的大屠杀,乡村社会有乡村社会的大屠杀。在乡村主导的卢旺达,大屠杀的进程跳过了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标记和集中关押,由于居民之间关系亲近,这两个阶段并非必要。

不过这个结论也过于简单,因为还是存在某种指认受害者的过程。1931年以来,政府开始在身份证、雇佣合同和其他证件上标注所有公民的种族:胡图族、图西族或特瓦族。大屠杀中,这些文件有些时候确实帮助了民兵和军队在城市中搜查,在边界关卡核验身份,但对大多数村庄里的杀手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

在尼亚马塔地区,居民们一致认为这些证件没有任何用处。约59000 名图西人被他们的邻居了解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例外,包括最近才来定居的图西家庭、短期来工作的公务员、流浪汉以及住在山谷深处小屋子里的隐士。

此外,宣布总统遇害之后,图西人为了自我保护,很快就自发聚在一起。一开始,他们去往图西人聚居的小村庄,比如恩塔拉马山上,然后在教堂里避难,最后,大屠杀开始了,他们逃到了沼泽地和树林里。

还有一个现象有助于理解以村民为主的卢旺达社会的反应。20年间,总统阵营要求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所有名流显贵无差别地完全忠诚,并且压制所有的抗议。这种统治政策导致知识分子外流,削弱了所谓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然而,当社会严重动荡时,反思和抗议正是在这个小资产阶级中才会萌生。

结果是悲惨的。从大屠杀开始的那一刻起,这个小资产阶级夹在专制的统治阵营和无处不在的农民阶级中间,因战争的气氛而变得脆弱,因胡图族或图西族的人道主义暗杀而害怕,没能逃过严重的分裂命运。而胡图族的知识分子们没能及时刹车,冲上了屠杀前线,以证明自己在这个新时代中的存在。恩塔拉马的教师让—巴蒂斯特·蒙扬科雷的故事就是代表。他的同事和校长明明受过良好的教育,竟也助纣为虐,挥起了屠刀。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不重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学的社会,同样没有使用现代化手段提高屠杀的效率。没有毒气室等工业化技术,更没有科学实验、医学实验或人类学实验,而且也没有提出省时省力的巧妙手段。没有使用武装部队的飞机、坦克、火箭炮,也很少使用冲锋枪、手榴弹这些轻量武器,只是把它们用作战术支持或心理战的工具。

种地时,劳动力都是手工劳动。所以沼泽地里的屠杀也是如此,而且以季节性种植的节奏展开。

阿方斯·西迪亚雷姆耶有一次曾说:“我们加快了动作,因为屠杀季快要结束了。屠杀季让我们免去了一次收获庄稼的劳作,但不会有第二次。我们知道,到了下个季节,我们就又得拿着砍刀去干那些传统的活儿了。”

最后一点观察是关于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提法,这就又回到了土地这个主题上,这也是访谈中一直暗含的话题。事实上,小团体的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都强调说,胡图人能比图西人获得更好的收成,而且图西人的牛群经常毁坏庄稼,所以胡图人取代图西人种地,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一起劳作、吃饭和祈祷,但几十年来联姻数量却如此之少。伊诺桑·鲁维利利扎这样解释:“我没听说基本戈山上有哪个本地农民联姻的任何案例。在卢旺达,联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富人和城市居民的特权,也是胡图族官员、高级公务员和图西族商人的特权。比如说,一个胡图族富人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图西族美女,或者一个图西族富人娶一个胡图族妻子以享受政府给予的一些好处。但农民们呢,不会从中获得任何利益,反而有很多麻烦。我们知道,由于分配土地和牛群踩坏庄稼的事儿,我们之间不可能融洽相处。这些土地争端非常危险。山上的几对联姻夫妻都是在从附近省份来这里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在德国这个哲学之国,大屠杀是为了净化人种和统一思想。在卢旺达这个农业之国,大屠杀是为了净化土地,消灭土地上的“蟑螂农民”。

所以,对图西族的灭绝是熟人屠杀,也是农业式的屠杀。然而, 它尽管组织简略、工具陈旧,却战果非凡。12个星期中,约80万图西人被杀,这个效率远远高于对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屠杀。1942年,在枪杀和集中营的高峰时期,即便有化学武器、配有高端装备的警察和军队以及工业技术(重机枪、铁路设施、资料收集、一氧化碳毒气车、毒气室等等),纳粹政权及其拥趸在德国和占领的15个国家中,也从未达到如此之高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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