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老天津”

我认识的“老天津”

月生于山东潍县乐道院集中营(今潍坊市二中内),这是因为她的父母是外国人,被日军关押到了山东潍县。至今,安吉拉的护照上的出生地还写的是“

安吉拉的父母均生于中国,父亲乔治·考克斯(George Cox)是义品房地产公司(又称义品放款公司)最后一任总经理。乔治的父亲欧内斯特(Ernest Hoffman Cox)是英国人,先在上海福利公司(Holt&Hotz)工作,认识一位广东姑娘并结婚,后来到天津工作。乔治就生在天津,但在5岁的时就失去了父亲,因此乔治对父亲没有太多的印象。乔治中学毕业后即进入义品公司,从基层做起,一直做到总经理。1950年后,义品公司不同意将他们的房地产交于当时的政府,因此乔治及家人被禁止离开中国。直到1956年,在布鲁塞尔的义品公司总部妥协,乔治一家才离开中国,由香港中转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定居。

安吉拉母亲(Philomène Lucy Splingaerd,1907-1979)是在中国著名的比利时人—-“林辅臣”(比国林)的孙女。林辅臣,原名叫保罗·斯普林加德(Paul Splingaerd,1842-1906),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865年,林辅臣作为比利时天主教神父的随从来到中国,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经过努力,于1881年由李鸿章任命为首任肃州(今酒泉市)税务司,显赫一时,人称“林大人”,为甘肃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林辅臣在张家口娶了一位李姓妻子,两人度过了41年的人生旅途。林辅臣生有3儿9女。值得一提的是,他的3个儿子分别娶了3个兰州姑娘,而且都姓张。安吉拉的外祖父就是林辅臣的长子—-林阿德(Alphonse Bernard Splingaerd,1877-1943)。林辅臣最小的儿子就是原天津电车电灯公司中国事务部经理—-林子香(Jean-Baptiste Splingaerd,1888-1948)。

安吉拉的哥哥肯尼斯(Kenneth Cox,1936-1980)在天津法租界就读于著名的圣路易中学,后来在美国拿到了化学工程博士,任教于新墨西哥大学,研究方向是氢能源。他还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Scientific Laboratory)兼职,但不幸于第二次婚姻失败后,心情郁闷,酒驾导致车祸身亡。

安吉拉一直在加拿大航空工作,所以退休后有一个特殊福利:每年可以获得一次往返的打折机票去世界各地旅游。以前,她每两年都要和丈夫来中国一趟。最后一次来是2019年。但国内的防控策略彻底改变了这一习惯。无奈,2021年春天她去了荷兰和比利时,2022年夏天她去了马来西亚的槟城。2023年1月,安吉拉的丈夫因心脏病突然过世,让安吉拉陷入无尽的悲伤中。

安吉拉是个快言快语的人,而且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和讲述能力,他能回忆起当年在天津所有的亲友名字,以及他们之前的关系,并能够把他们从事的商业描述地很细节。目前,我正在整理安吉拉的口述,希望可以从细节补充天津租界故事。

查尔斯是通过安吉拉介绍而认识的,其实我们神交已久。2008年,我阅读了一本《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书中均介绍的是格蕾丝(Grace)在天津的故事。后来,我联系到这本书的三联出版社编辑,希望能够与格蕾丝的后人联系,但被告知格蕾丝三个孩子均已过世。格蕾丝就是著名给排水专家刘茀祺的夫人。1955年刘茀祺过世后,她在李霁野先生的推荐,到南开大学教授英语,还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刘狄英。

《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这本书的序言正是查尔斯撰写的。

查尔斯的祖父是法国人,大约1900年就来到中国,在天津从事工程项目。查尔斯的父亲爱德华(Charles Edouard Ruas)曾任济安自来水公司的总工程师,与刘茀祺是同事。很不幸地,爱德华因1939年天津大水时抢修管道,导致血液感染,于1940年1月12日在天津德美医院过世,年仅36岁。但他的家人一直认为是医疗事故。

下图:查尔斯的母亲—-爱丽佳(右)和格蕾丝(左)在法国俱乐部参加化装舞会

查尔斯的母亲—-爱丽佳(Erika Johanna Scherf)是中德混血,其父是满清贵胄—-荫昌。荫昌曾在德国学习军事,并两次出任清廷驻德国钦差大臣。在德国期间,荫昌结识了爱丽佳的母亲,并于1910年生下来爱丽佳,但荫昌随即被召回国。爱丽佳长大后与一位中国军官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并随他来到天津。但不久,她发现那个军官已有家室,于是在天津德国领事夫人的帮助下而离婚,并取得儿子的抚养权。爱丽佳还去过北京寻亲,但此时荫昌已经过世,荫昌家人不承认爱丽佳,荫昌的儿子已经家道中落。1934年,经过刘茀祺的介绍,爱丽佳嫁给了爱德华。1992年爱丽佳在纽约过世。

查尔斯1938年11月14日出生在成都道的丁懋英女医院。父亲过世前,他们一家住在济安自来水公司楼上的高级公寓;父亲过世后,爱丽佳带着孩子搬到老武官胡同4号(原建筑地震后拆除,今马场道照耀里),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去了美国。查尔斯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著名的作家、记者和评论家。1991年至1993年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2012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

2019年秋,查尔斯应邀参加南开大学100年庆典,同时也来华寻求一些其父亲的详细资料。借此机会,我接触到了查尔斯。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儒者,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而且他写每一封邮件都当做是正式文体来写,用的口语化的东西很少,这可能是他的职业习惯吧。查尔斯现在生活在纽约州,2022年开始身体不太好。

斯坦利先生1942生于山东潍县集中营,是著名的糖尿病研究专家,现居纽约。他的父亲约翰(Charles John Stanley)原是齐鲁大学神学院的院长,他的曾祖父是美国公理会著名的传教士——山嘉利(Charles Alfred Stanley,1835-1910)。山嘉利与夫人(Ursula,1839-1908)1863年即来到中国,在天津工作了48年,为公理会及中国现代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创办了究真中学、仰山女中、西沽小学等很多学校。

山嘉利夫妇一共生养6个孩子,其中两个女孩出生不久便夭折。一个在1863年或4年左右出生不久因得天花而死亡。另一个1873年生,因在难民中活动,传染伤寒而死。还有一个女儿生于1868年,在1891年去世,年仅23岁。其余三个中,最小的是男孩Charles Alfred Stanley Junior(1878年11月1日出生)便是斯坦利先生的祖父,后来也成了传教士,在中国工作多年。另外两个女儿长大后也都从事与传教和教育相关的工作。

大女儿叫做玛丽Mary(1865年3月25日出生)。二女儿格特鲁德Gertrude (1870年12月9日出生)于1894年与丈夫乔治.维尔德(George Wilder)博士在天津结婚,不久被教会派往北京工作,他们在北京和通州工作和生活了近50年。在教会内他们是知名的牧师和学者,深受同事和中国学生尊敬和爱戴。格特鲁德曾经做过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的校长,知名作家冰心是她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也是很好的朋友。而维尔德不仅是著名的传教士、英语教授,还是一些知名书籍的作者,其中包括《中国北方的鸟》,至今在美国还在出版。维尔德也是第一个将现代养蜂技术带到中国北方的人,至今那里的养蜂人还在沿用他传授的方法。他也曾为印度诗人泰戈尔做过翻译。他曾经是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在上世纪20年代参与中国的救灾工作。在1927年的战乱年代,他在通州教会学校(今天的潞河中学)与太太格特鲁德一起以美国人身份保护了2千多难民。事后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表彰。格特鲁德和维尔德的四个子女也都在通州出生。

说到与斯坦利先生的认识,还要从多年前一块墓碑说起。2010年9月,一位朋友在平山道实验中学对面,因修建变压器而发现一块墓碑,并拍照发过来。我们一看上面的文字,大为惊讶。这是著名传教士山嘉立夫人的墓碑。不久后,我们联系到天津博物馆,把这块墓碑搬到了天津博物馆收藏。

下图:2019年5月指认发现山嘉立夫人墓碑位置。从左至右:李长红、笔者、斯坦利先生,斯坦利先生之子John。

2019年查尔斯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天津,通过他的一位中国学生—-李长红先生,在网上找到了我。查尔斯此行,是为了寻找其祖父和曾祖父生活的地方,除了天津,还有北京通州、山东的济南和庞庄。我们一行人先去了天津博物馆的地库,看到了那方沉重的墓碑。又去了平山道墓碑发现地进行凭吊。最后又去了西沽教堂和冈纬路教堂,这两个教堂分别由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创办的。

认识奥托先生,还是通过好友陈硕。那年陈硕在海外网站购买了一册电话簿。某一天,卖家突然来了电话,而是是从瑞士打过来的。对方操着纯正的中文与陈硕聊起来……

奥托与其他的老天津相比,应该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而且还有一个纯正的中文名字—-黄智英。奥托先生1951年出生,在天津度过了12年的青春岁月,因而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奥托的父亲埃米尔·弗雷(Emil Frei,1900-1956),瑞士人,在东方汇理银行工作,同时也开了一家小洋行。很不幸的是,奥托的父亲1956年在天津过世,当时的葬礼就是在安立甘教堂举行的。奥托的母亲黄凤娟(1921-2011),是上海浦东人,她与奥托的父亲相识于上海,并跟随来到天津。奥托的中文姓是跟随母亲的。黄凤娟女士酷爱京剧,因此在天津与很多京剧名家都有联系。

1963年,由他家的挚友南开大学一位殳姓教授引导下,以“神奇”的方式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北京瑞士大使馆。大使馆确认了奥托先生的身份—-可以回瑞士,但他母亲没有瑞士身份不能回瑞士。历经了万般周折,辗转香港、曼谷,奥托先生在瑞士大使馆的护送下终于回到瑞士。叔叔接纳了他,他的青少年时期在瑞士平安度过。但他对小白楼依旧念念不忘,尤其是酸梅汤。

奥托先生在天津居住过的地方有:东方汇理银行,承德道22号,建设路(音乐厅后)。他毕业于浙江路小学,因此直到今天还与很多小学同学有频繁的联系。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敞开了国门,奥托就第一时间赶回中国看母亲。后来,在奥托在瑞士从事旅业,主要接待中国的游客。现在奥托先生与太太定居杭州,教授德语。由于奥托先生的特殊经历,因此他对天津历史非常感兴趣,我们至今还经常深入讨论一些问题,也得到了奥托先生的很多帮助。

潘德尔先生,是这篇文章中我唯一没有谋面的“老天津”,但却是给我帮助最大的一位。提到与潘德尔老先生的相识,还颇有戏剧性。2018年时,我在网上搜索到一个回忆山东潍县集中营的网站—-“潍县描绘”Weihsien-Paintings,“潍县”二字的中文老先生不知道怎么写,就用谷歌翻译,结果成了“魏贤”两个字,我于是发邮件给对方,告知“潍县”正确的写法。网站的创办者正是潘德尔先生。老先生在退休后自学网站知识,利用所有的时间收集到了大量的资料,目前是研究潍县集中营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

潘德尔先生知道我来自天津,于是打开了他的“话匣子”,通过邮件的方式与我描述了他父亲在天津华比银行(Banque Belge Pour LEranger)的故事。我将潘德尔父亲的故事写了一篇文章—-“华比银行经理潘德尔的天津故事”,发表在2019年7月13日的今晚报上。见报后,同在华比银行工作的中方经理魏采章后人与我联系,又引出了另一段故事。

潘德尔的父亲老利奥波德(Leopard Pander)是华比银行经理,从上世纪10年代一直工作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家子回到了比利时。

下图:1945年从潍县集中营回到天津后,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在维多利亚花园的留影。

潘德尔先生和他的姐姐均在天津出生,他们的妹妹1943年生于集中营。姐弟二人对天津有着很深的感情。2015年利用集中营解放70周年之际,他们去了潍坊集中营旧址,也来天津特意走访了原天津华比银行旧址。老先生发给我很多关于天津法文资料,从华比银行到电车公司,从霞飞元帅到李亚溥,各种信息包罗万象。不仅丰富了我个人的知识,更填补了一些天津历史空白。

本文开头介绍的第一位“老天津”—-安吉拉,就是利奥波德先生引荐给我的。因为他们都是潍县集中营的“难友”。现在,潘德尔先生和姐姐生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郊外。妹妹早年不幸离世,潘德尔先生一直说妹妹是因为在集中营出生导致从小营养不良。

下图:潘德尔先生(左一)和姐姐(左二)与潍县集中营的难友,拿着营救他们的美军空降兵降落伞。

这些“老天津”很多人有中国血统,如安吉拉有八分之五中国血统,查尔斯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奥托有二分之一中国血统。现在,他们岁数都不小了,很多身体不算太好,但通过他们的邮件,可以了解到他们对天津的情感始终不减,往往一个话题就能引出很多故事,不厌其烦地给你讲解。祝愿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健康长寿,为我们回忆更多的天津故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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